你问我腊月23日是什么日子?这个问题,要是放在二十年前,随便哪个村口的娃娃都能拉着你的衣角,奶声奶气地告诉你:“过小年,吃糖瓜呀!”
但现在,这个问题听起来,竟有了一丝丝遥远的回响,像隔着一层磨砂玻璃看旧日灯火。
对我来说,腊月二十三,它不是日历上一个冷冰冰的数字,也不是百科里一行干巴巴的“传统节日”。它是一种气味,一股子浓得化不开的,混着麦芽糖的甜、柴火的烟火气、还有隐隐约约的爆竹硫磺味儿。这股气味,是启动整个春节盛大庆典的“发令枪”。
我们管这一天叫小年。
一个“小”字,特别传神。它不是正餐,是开胃小菜;不是高潮,是精彩的序曲。它带着点俏皮,一点点不正经,却又庄重地宣告着:嘿,那个叫“年”的大家伙,真的,要来了。
小年的核心,毫无疑问,是祭灶。
祭的这位“灶”,全称是“东厨司命九灵元王定福神君”,听着名头山响。但在我们老百姓嘴里,他就是亲切又带点敬畏的灶王爷。这位神仙,可不是什么高高在上、不食人间烟火的主儿。恰恰相反,他大概是天庭里最接地气、最富有人情味的一位。
你想啊,他老人家常年驻扎在你家厨房,看你三餐,听你八卦,夫妻吵架、孩子挨揍、邻里长短,他门儿清。他就是玉皇大帝派到每家每户的“纪委书记”,兼“眼线”。到了腊月二十三这一天,他就要回天庭总部去做年度述职报告了。
这报告内容可就关键了,直接关系到你家来年的运势。
于是,一场充满了“人情世故”的甜蜜贿赂,就此上演。
核心道具,就是糖瓜。
记忆里,我奶奶会在这一天起个大早,厨房里那口大黑锅就没闲着,咕嘟咕嘟地熬着什么,空气里弥漫开一股焦糖和麦芽混合的、甜到发齁的香气。那就是在做祭灶用的糖。有时候是那种圆滚滚、中间空心的糖瓜,有时候是长条的关东糖。总之,一个字,甜;两个字,粘牙。
为什么要用这么又甜又粘的东西?
说白了,就是为了糊住灶王爷的嘴。
仪式感是做得很足的。家家户户会请一幅新的灶王像,贴在灶台上方。旧的那幅,经过一年烟熏火燎,已经变得黢黑。到了晚上,要把旧画像恭恭敬敬地请下来,连同准备好的纸钱、香烛一起焚烧。烧之前,最关键的一步来了——把融化了的糖瓜,仔仔细细地抹在灶王爷画像的嘴上。
一边抹,奶奶嘴里还念念有词:“上天言好事,回宫降吉祥。”
这朴素的愿望里,藏着小老百姓最精明也最可爱的生存智慧。用糖把你嘴粘住,甜得你说不出坏话,就算要说,也只能拣好听的说。这哪里是敬神,这分明是在跟神仙“套近乎”,耍一点无伤大雅的小心机。这场景,充满了戏剧张力,又温馨得让人想笑。
送走了灶王爷,家里可就进入了“无神监管”的真空期。于是,另一项重要的活动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开始了——扫尘。
也叫“扫房”。从腊月二十三开始,家家户户都要进行一次彻彻底底的大扫除。把屋顶的陈年蛛网扫掉,把窗户擦得锃亮,把犄角旮旯的灰尘都请出去。这不仅仅是为了讲卫生,更深层的含义是“除陈布新”,把过去一年的穷运、晦气,通通扫地出门,用一个窗明几净的环境,来迎接新一年的福气。
所以你看,腊月23日是什么日子?
它是一个充满仪式感的“告别日”。告别旧的一年,告别家里的“监督员”,告别所有的不顺心。
它也是一个充满期待的“起始日”。年的序幕由此拉开,炸丸子、蒸馒头、备年货……所有关于春节的忙碌和喜悦,都从这一刻正式启动。空气里的“年味儿”,浓度陡然升高。
当然,关于小年的具体日期,南北方还有点“小分歧”。素有“官三民四船五”的说法,指的是旧时官家在腊月二十三过小年,百姓家是二十四,而水上人家则是二十五。演变到今天,就大致形成了北方地区多在腊月二十三,而南方地区则多在腊月二十四过小年的习俗。
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?就像元宵节吃汤圆还是元宵,端午节吃甜粽还是咸粽一样,这种小小的差异,反而构成了我们文化丰富性的迷人之处。内核都是一样的——对新年的期盼,对美好生活的向往。
如今,住在高楼大厦里,用着天然气灶和抽油烟机,我们已经很难找到一个合适的地方去贴灶王像了。那种黏掉牙的糖瓜,在琳琅满目的零食面前,似乎也失去了吸引力。祭灶的仪式,在很多年轻人的生活中,已经淡化成了一个模糊的文化符号。
但是,每当腊月二十三这个日子临近,我总会不自觉地想起奶奶在灶台前忙碌的背影,想起那口甜得发腻的糖瓜,想起那种全家总动员、热火朝天大扫除的景象。
那些记忆,就像被糖瓜粘住了一样,牢牢地粘在我的生命里。
所以,腊月23日是什么日子?
它是回家的倒计时,是乡愁的催化剂,是刻在中国人基因里,关于“年”最温暖、最甜蜜的开篇。它提醒着我们,无论走多远,无论生活方式如何改变,有些根植于血脉的东西,永远不会消失。
那口嘎嘣脆的糖瓜,粘住的,又何止是灶王爷的嘴呢?它粘住的,是一代又一代人对团圆的渴望,和对来年最朴素、最真诚的祝福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