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人问我，2003年是什么日子？这个问题像一把生了锈的钥匙，一下子就捅开了我记忆里那个尘封得有点发潮的角落。我得扶着墙，慢慢想，不然那些画面冲出来太快，会把人砸晕。

2003啊，它不是一个平整的年份，掰开看，里面全是褶皱和断层。对我来说，那年的春天根本就不存在。或者说，它的味道不是花香，而是来苏水和84消毒液混合在一起的那股刺鼻的、让人莫名心安又莫名恐慌的气味。对，就是非典。这个词，现在年轻人可能只在历史书上见过，但对我们这代人来说，它刻在骨头上。

那时候我还在上学，日子本来是篮球、漫画和周杰伦的《叶惠美》那么简单。突然有一天，世界就变了。学校开始每天发一个白色的、薄得像纸一样的口罩，勒得耳朵生疼。进校门要排着长队，一个一个量体温，那支水银温度计在腋下夹着的五分钟，漫长得像一个世纪，生怕自己体温高出那么零点一度。后来，干脆就停课了。那是我记忆里第一个“漫长假期”，一个没有喜悦，只有禁锢的假期。

整个城市都空了。真的，就是那种电影里的末日场景。宽阔的马路上，偶尔开过一辆车，像幽灵。我们被关在家里，父母每天盯着电视上不断滚动的确诊数字，眉头拧成一个疙瘩。空气里都是紧张。邻居家的一个咳嗽声，都能让整栋楼的人心惊肉跳。那时候还没有智能手机，没有短视频可以刷。唯一的娱乐就是看电视，和用那只吱吱呀呀叫着拨号上网的“大屁股”电脑，在QQ上和同样被困在家里的同学聊天。我们聊的不是游戏，不是明星，而是“你们那儿有病例了吗？”“板蓝根真的有用吗？”

2003年是什么日子？它是一个把“隔离”这个词活生生砸进我们生活的一年。它让我们第一次如此具体地感受到，死亡原来离我们这么近，近到你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。那是一种集体记忆，一种共同的创伤。直到今天，我在医院闻到消毒水的味道，心还是会猛地沉一下。那是属于2003年的后遗症。

但是，如果你以为2003只有灰色，那就错了。就是在那个最压抑、最低沉的年份里，我们见证了最耀眼的光。

还记得是秋天，十月。那天的气氛完全不一样了。全家，不，是全国的人，都守在电视机前。屏幕上，那个叫“长征二号F”的大家伙，拖着长长的火焰，轰鸣着冲向天空。火箭里面，坐着一个叫杨利伟的男人。那一刻，真的，我感觉整个屋子都在震。我爸，一个平时很严肃的人，激动地攥着拳头，嘴里不停念叨着“上去了！上去了！”

神舟五号。这四个字，在2003年，就像一剂强心针，打进了每个中国人的心里。当地上的我们被困在口罩和体温计里，为一种看不见的病毒而惴惴不安时，天上的他却代表我们，去看了看宇宙的模样。当杨利伟在太空中展示五星红旗，说出“感觉良好”的时候，那种巨大的民族自豪感，瞬间冲散了弥漫了大半年的阴霾。那是一种特别复杂的情感，脚下是尚未完全消散的疫情阴影，头顶却是星辰大海的壮丽图景。

所以你再问我，2003年是什么日子？

它是一半火焰一半海水的日子。是恐惧与希望交织，绝望与梦想并存的日子。

在那一年，我们听着周杰伦唱着“看不见你的笑我怎么睡得着”，真的就隔着屏幕，很久很久见不到想见的朋友。

在那一年，一个叫张国荣的巨星，从高楼纵身一跃，带走了一个时代最后的风华，让愚人节变得再也不好笑。

在那一年，伊拉克战争的炮火，通过电视新闻，在我们眼前炸开，让我们知道这个世界远非和平。

也在那一年，我们知道了什么是众志成城，什么是“最美逆行者”——尽管当时还没有这个词，但那些白衣天使的形象，已经永远定格。

2003年，它是一个坐标原点。它用一种极其残酷的方式，教会了我们这一代人什么是脆弱，什么是敬畏。也用一种极其浪漫的方式，告诉我们，无论地面上的生活多么艰难，都不要忘了仰望星空。它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里，都划下了一道深深的印记，一半是伤疤，一半是勋章。

它不是一个可以被轻易定义的日子。它是一场高烧，一场试炼，一次成年礼。它是一首冰与火之歌。这就是我的2003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