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90年5月16日是什么日子？一个星期三。一个普普通通，可能还带着点初夏闷热的星期三。

你翻开那年的老皇历，上面大概也就写着“宜嫁娶、忌远行”之类的字眼，平淡无奇。对于绝大多数挣扎在生活里的人来说，这一天，就是上班、下课、吃饭、睡觉，是三百六十五分之一的寻常。日头照常升起，街边的早点摊子蒸腾着热气，二八大杠自行车叮铃作响地穿过胡同。一切，都好像没什么特别。

但时间这玩意儿，最擅长的就是把惊涛骇浪藏在不动声色的日子里。

就在那个星期三，大洋彼岸，两颗在各自领域闪耀夺目的巨星，几乎在同一时刻，黯然陨落。一个是创造了《芝麻街》和《大青蛙布偶秀》的吉姆·汉森（Jim Henson）。这个用几块碎布和棉花，就为全世界孩子造梦的男人，因为突发的肺炎，匆匆离开了这个他曾用无数奇思妙想点缀过的世界。

我总觉得，他的离去，带走了一个时代的纯真。那可是我们这代人童年记忆里最柔软、最斑斓的一块啊。科米蛙笨拙的歌声，猪小姐浮夸的脾气，还有垃圾桶里那个愤世嫉俗的奥斯卡……它们不是简单的玩偶，它们是朋友，是另一个世界的真实存在。吉姆·汉森的魔力，就是让所有人都相信，那些毛茸茸的家伙，真的有灵魂。而在1990年的5月16日，那个灵魂，那个巨大的、温柔的、充满童趣的灵魂，熄灭了。

同一天，另一位传奇，歌舞俱佳的全能艺人小萨米·戴维斯（Sammy Davis Jr.）也因喉癌去世。他那富有感染力的嗓音和灵动的舞步，是拉斯维加斯黄金时代的象征。一个用布偶造梦，一个用歌舞造梦。两个造梦大师，在同一个星期三，落下了人生的帷幕。这是一种怎样的巧合？我不知道，只觉得那天的天空，一定比往常要灰暗一些。

而此刻的中国，大多数人，还浑然不觉。

那是一个信息传递还极其缓慢的年代。没有互联网，没有社交媒体，甚至连国际长途电话都是奢侈品。人们获取外界的资讯，主要靠报纸——那种散发着油墨香，需要逐字逐句阅读的报纸。关于汉森和戴维斯的死讯，或许要等上好几天，才会变成《参考消息》中缝里一小块不起眼的豆腐块文章。

那个时候的我们，关心的是更切近的事情。

1990年，对于中国来说，是一个极为特殊的年份。整个国家，尤其是北京，都憋着一股劲儿。因为再过几个月，第十一届亚洲运动会就要在家门口召开了。这是中国第一次举办如此大规模的综合性国际体育赛事，意义非凡。

所以，在那个5月16日，你走在北京的街头，看到的、听到的，闻到的，全是亚运会的气息。满大街都是憨态可掬的熊猫盼盼，它举着金牌，摆出各种运动的姿势，出现在海报上、旗帜上、小学生的文具盒上。那句“亚洲雄风，震天吼”的旋律，几乎是每个单位广播站的必备曲目，早就刻进了人们的脑子里。

工人们在加紧建设亚运村和各个场馆，孩子们在练习开幕式上的团体操，所有人都被一种集体的、朴素的自豪感和期待感包裹着。那是一种很纯粹的情感，觉得国家的大事，就是自己的大事。1990年5月16日，就是这宏大序曲中一个极其普通的音符，它不激昂，也不华丽，但它是构成整部乐章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

那天，人们的生活是什么样的？

我想，大概是这样的：一个中学生，可能正戴着耳机，用一个砖头一样的随身听，反复听着一盘磁带，可能是小虎队，也可能是Beyond。磁带A面听完了，要“咔哒”一声拿出来，翻个面，再塞回去。那种等待一盒磁带翻录、等待一封信跨越千山万水抵达的焦灼与甜蜜，是今天的我们，被信息瀑布冲刷得麻木的我们，再也无法体会的奢侈。

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，晚饭后最大的娱乐，或许是全家围坐在一台十几寸的彩色电视机前，收看《渴望》。那时候的电视剧，是真的能做到万人空巷。刘慧芳的善良与挣扎，是街坊邻里间最热门的话题。人们跟着剧情哭，跟着剧情笑，情感的投入是百分之百的。

你看，1990年5月16日，就这样被分割成了无数个平行世界。在A世界，一个童话王国崩塌了；在B世界，一个歌舞时代落幕了；而在更广阔的C世界，人们正满怀憧憬地，为一个盛会的到来做着最后的冲刺。这些故事互不相干，却又在同一个时间坐标上，真实地发生了。

历史的宏大叙事，往往是由无数个这样被遗忘的“星期三”黏合而成的。它不像那些被标记出来的纪念日，有特定的意义和仪式。它就那样静静地躺在时间的河流里，像一块普通的鹅卵石，你路过一万次，可能都不会多看它一眼。

但当你真的俯下身，把它捡起来，拂去上面的尘土，你会发现，它的纹路里，刻满了故事。有欢笑，有泪水，有梦想的诞生，也有生命的逝去。有整个国家的脉搏，也有无数个体的呼吸。

所以，1990年5月16日是什么日子？

它是一个让无数孩子感觉心头一空的告别之日。

它是一个让整个东方古国翘首以盼的普通一天。

它是一个属于磁带、书信和黑白电视的慢悠悠的日子。

它什么都不是，它又什么都是。它是一个时间切片，凝固了那个时代的空气、光线和味道，等待着某个偶然的机会，被后人打开，然后发出一声感叹：哦，原来那一天，是这个样子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