哎哟喂，您这一问，可真是把我拉回了某个遥远的、带着些许模糊光晕的时空隧道里去了。1968年3月13日，这个看似寻常的日子，在日历上，它不过是星期三，平淡无奇；但在历史的卷轴里，在农历的维度里，它却悄悄地勾勒出一幅别样的画面。我花了好一番功夫，翻阅了些老黄历，也对照了些旧档案，终于找到了确切的答案：那一天，是农历的戊申年二月十五。

“戊申年二月十五”，您听听，是不是一股子旧时气息扑面而来？它不仅仅是一个数字组合，对我来说，它更像是一把钥匙，瞬间打开了记忆和想象的闸门。

“戊申年”，生肖属猴，这一年出生的孩子，我们称之为“猴宝宝”。而“二月十五”，这日子可就有点意思了。正月十五是元宵，热热闹闹，灯火辉煌；二月初二是“龙抬头”，祈求风调雨顺，农事开端。那么，这“二月十五”呢？它既没有正月十五那般张灯结彩的喜庆，也没有二月初二那般浓厚的民俗色彩。它就那么静静地，夹在两者之间，带着早春褪去寒意的温润，又携着大地渐渐苏醒的勃勃生机。我总觉得，农历二月十五，是个很适合发呆、很适合思考的日子。春风还不算燥烈，带着一丝丝凉意，却也足以把冬日的沉闷驱散。柳条儿抽了新芽，绿得有些怯生生，小草从泥土里探出头来，一切都刚刚好，在蓄力，在等待，在孕育。

可您再细想，这一年，是1968年啊。仅仅从西历纪年来看，1968，这四个数字本身就带着一种历史的厚重感，甚至有些沉重。它是个分水岭，是个风口浪尖，是个全球都有些躁动不安的年份。那一年，世界的格局在震荡，思想的潮流在碰撞，很多事情都在悄然发生着改变，甚至可以说，很多东西都在崩溃和重建的边缘。

我常常想，1968年3月13日，当西方世界正被反战游行、学生运动、民权抗争的洪流席卷之时，当马丁·路德·金遇刺的阴影还未完全散去，当布拉格之春的序曲正悄然奏响，当巴黎的左岸咖啡馆里哲学家们激辩着存在主义与结构主义，而东方的这片土地上，一个寻常的百姓人家，又会怎样度过这农历二月十五呢？

或许，某个村落里的老人，还在按照老规矩，祭拜着土地神，祈求今年能有个好收成。他们的生活节奏，依然被月亮的圆缺、节气的更迭所牵引。农家的妇女们，可能正忙着浆洗晾晒冬日里积攒下的衣物，或是开始准备春耕所需的工具。孩子们呢，也许在田埂上撒着欢儿，追逐着初春的蝴蝶，他们的世界，是田野里刚冒尖儿的狗尾草，是池塘边呱呱叫的青蛙，是炊烟袅袅的温暖与安宁。这些，是农历赋予生活的底色，是一种与土地、与自然紧密相连的深沉而又古老的联系，它在时间的洪流中，显得那样坚韧而又安静。

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，是那个年份的宏大背景。1968年，在很多人的记忆里，是全球性的“大事件”频发的一年。那是一个理想主义与幻灭并存的时代，一个旧秩序摇摇欲坠，新思潮蠢蠢欲动的时代。我读到那些关于1968年的记载，总能感受到一种扑面而来的窒息感与澎湃感。历史不是一帧帧静止的画面，它是活生生的，有温度的，带着人性的挣扎和时代的烙印。

试想一下，当千里之外，有人在街头高呼口号，有人在大学校园里点燃革命的火焰时，在这片土地上，农历二月十五的春风，可能正拂过静谧的村庄，吹开山野里不知名的野花。那是一种巨大的反差，一种“你方唱罢我登场”的宇宙戏剧。传统与现代，东方与西方，内在的平静与外在的喧嚣，在那一年，以一种看似互不干涉，实则暗流涌动的方式，并置于地球的经纬之间。

说到底，农历是一种诗意的计算方式，它不仅仅是时间，更是文化，是生活哲学。它把我们嵌入到更大的宇宙循环中，与月相、潮汐、节气、万物生长的韵律合拍。而西方历法，更多地是一种线性、精准、工具性的时间计量。在1968年3月13日这个节点上，两种时间观并行不悖，却又各自承载着不同的历史重量和情感厚度。

对我来说，去追溯1968年3月13日农历是多少，绝不仅仅是为了得到一个枯燥的数字。它更像是一次寻根之旅，一次与历史对话的尝试。它让我思考，在那个动荡的年代，人们是如何坚守着自己的生活秩序，如何维系着那些看似微不足道，却又无比重要的日常。农历的每一天，都承载着具体的劳作、具体的祈愿、具体的人间烟火。而这些具体的烟火，正是支撑一个民族在历史风雨中前行的最坚实力量。

你瞧，一个简单的日期转换问题，竟引出了我这么多絮絮叨叨的感触。这便是历史的魅力吧，它不是冷冰冰的事件罗列，而是通过一个个小小的切口，让我们窥见宏大叙事下，那些鲜活而又真实的生命痕迹。戊申年二月十五，这个日子，在遥远的1968年，就那样静静地流淌而过，带着春天的气息，也带着时代的印记。它提醒我们，无论外部世界如何喧嚣变幻，总有一些东西，如同农历一般，根植于我们的文化深处，默默地指引着我们，连接着过去与未来，连接着天与地，连接着每一个平凡而又独特的人。而我们，也正是在这些看似微小的日子里，在这些看似古老的节律中，找到了属于我们自己的时间坐标，找到了与这片土地、与我们祖先的某种精神连接。这，大概就是我在追问1968年3月13日农历是多少时，所感受到的，最深层的意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