当有人在数字世界里，轻轻敲下“1990年8月4日农历是多少”这行字时，他想寻找的，可能不只是一个简单的日期答案。他或许是在寻找一把钥匙，一把能打开尘封记忆之门的钥匙，去探寻那个遥远、燥热，又充满着某种特殊气息的夏天。

答案其实很简单，甚至有些平淡：农历庚午年六月十四。

庚午，马年。五行属金，路旁土命。这一年的马，带着一股子金属的锐气和奔腾的热烈。好像有点玄乎？但你把这个年份的属性，扔进1990年那个大背景里，嘿，一切突然就变得无比贴切。那一年，整个中国都像一匹蓄势待发的马，蹄下是坚实的土地，眼里却闪烁着对未来的渴望与不安。

六月十四，一个在农历月份里不上不下的日子。它不是初一的新生，也还没到十五的圆满。它就那么悬在盛夏的中央，像午后最浓重的那片树荫，荫凉里藏着一丝喘息，但四周依旧是无孔不入的热浪。那天的太阳，我想，一定毒辣得不像话。空气里弥漫着柏油路被晒化的味道，混杂着街角汽水摊飘来的甜腻香气，还有，当然，那永恒的、贯穿了整个九十年代夏天的、嘶哑的蝉鸣。

1990年8月4日，一个周六。

对，一个周六。在那个还没有实行双休制的年代，周六的下午意味着一种解放的序曲。大人们或许刚刚结束了一周六天的工作，脸上带着疲惫，但脚步却是轻快的。孩子们呢？他们可能正光着膀子，在院子里追逐打闹，或者围着家里那台十四英寸的黑白电视，等待着傍晚《动画城》的开始。冰凉的井水里镇着西瓜，电风扇摇头晃脑，吹出来的风都是温的。生活，就像一盘转得慢悠悠的磁带，A面是辛劳，B面是期待。

而那个夏天，所有人的期待，几乎都聚焦在同一个焦点上——北京亚运会。

“我们亚洲，山是高昂的头……”这首《亚洲雄风》的旋律，简直就是1990年夏天的背景音。大街小巷，无人不晓，无人不唱。那个憨态可掬的熊猫“盼盼”，它的形象出现在了毛巾上、搪瓷盆上、文具盒上，出现在每一个孩子天真的梦里。8月4日，距离亚运会开幕只剩下一个多月的时间。整个社会都处在一种临战前的兴奋与紧张之中。人们谈论着场馆建得怎么样了，谈论着火炬传递到了哪里，谈论着我们中国能拿多少块金牌。那是一种朴素而又真挚的集体荣誉感，纯粹得就像那个年代孩子手里的橘子味冰棍。

所以，当你问1990年8月4日农历是多少，你其实在问，在那个亚运会前夕的、燥热的庚午马年六月十四的周六，人们在想什么？在做什么？

我想，那天一定有人在为生计奔波，汗水浸透了的确良的衬衫；也一定有人在恋爱，在林荫道上分享一瓶健力宝，笨拙地诉说着心事。收音机里可能放着崔健的《一块红布》，那种原始的、充满力量的呐喊，预示着一个新时代的躁动；也可能放着罗大佑的《童年》，用怀旧的旋律轻轻拨动着一代人的心弦。

那是一个信息还很“慢”的时代。没有智能手机，没有社交网络。人与人之间的连接，靠的是书信、电报和单位里那部摇起来叮当响的电话。一个远方的消息，要跋涉好几天才能抵达。世界很大，远方很远。但也正因为这种“慢”，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去感受、去回味。我们会为一个精彩的电视节目讨论一整个星期，会为了一本新出的杂志兴奋不已，会把一盘磁带听到掉漆。我们的快乐，具体而微，却也因此格外深刻。

如今，我们想知道任何一天的农历，只需要动动手指。时间被精确地切割、数字化，储存在云端。我们能轻易地查到1990年8月4日的天气，知道那天世界各地发生了哪些新闻。但我们却很难再找回那个庚午年六月十四的“体感”。那种混杂着汗水、期待、迷茫与希望的独特气息。

所以，1990年8月4日农历是多少？

它是庚午年六月十四。

它是一个坐标，一个刻在时间长河里的标记。它指向的，是一个回不去的夏天，是一代人共同的记忆底片。它像一块琥珀，里面凝固着熊猫盼盼的微笑，凝固着《亚洲雄风》的旋律，凝固着那个属于自行车、的确良和永久牌电视机的，独一无二的，1990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