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个问题，像一枚沉在时间河底的石子，被猛地一捞，带着那个年代特有的水汽和冰冷。你问1967年1月3日农历是多少？我不能简单地给你一个日期，因为这个数字背后，是一个时代的缩影，是一代人无法磨灭的记忆烙印。

答案是：一九六六年，丙午马年，冬月廿三。

对，你没看错，公历虽然踏进了1967，但农历的脚步还停留在丙午马年的尾巴上。再过十几天，才是丁未羊年的春节。冬月廿三，这已经是深冬了，离过年不远了。

天，是真的冷。那个年代的冬天，似乎比现在要冷得多，是那种能钻进骨头缝里的、干巴巴的西伯利亚寒流。尤其是在北方，窗户上糊着纸，一早起来，窗棂上全是厚厚的冰花，呵一口气，能瞬间凝成白雾。人们穿着厚重的棉袄棉裤，臃肿得像个粽子，脚上是那种笨重的大头棉鞋，走在雪地里，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。

可比天气更让人心头发紧的，是那个时代的空气。

就在这一天，1967年1月3日，一个巨大的漩涡正在远方的上海酝酿。历史课本上那个冰冷的词汇——“一月风暴”，它的序幕，恰恰就是在这几天拉开的。整个社会像一锅即将沸腾的水，暗流涌动，每个人都身不由己地被卷入其中。街头巷尾，墙壁上糊满了密密麻麻的大字报，油墨的气味混杂着冬日凛冽的空气，构成了一种独属于那个年代的、紧张而又亢奋的味道。

你想象一下那个场景：一个普通的工人，或者一个戴着红袖章的学生，在1967年1月3日这一天，他（她）在做什么？

可能，他清晨顶着寒风去工厂上班，工厂里高音喇叭正慷慨激昂地播放着革命歌曲。他或许心里惦记着家里的几张布票、粮票这个月该怎么分配，惦记着孩子冻得通红的小手。但他的脸上，必须是坚毅的，是符合时代要求的表情。他路过宣传栏，停下来，眯着眼，辨认着那些用毛笔写就的、杀气腾腾的文字。那些文字，决定着一些人的命运，也搅动着所有人的内心。

可能，她是一个年轻的女孩，扎着两条粗黑的辫子。她或许不再去学校上课了，而是和同学们一起，投入到一场她自己也未必完全理解的“革命洪流”中。她可能正在为一个标语的措辞而与人争论得面红耳赤，也可能正在寒风中瑟瑟发抖，等待着参加一场重要的批斗大会。她的青春，没有花裙子，没有流行歌曲，只有铺天盖地的红色和震耳欲聋的口号。

这一天，是农历冬月廿三。

在中国的传统里，这已经是“年根儿”了。按照老辈人的习惯，该准备杀猪宰羊，准备年货了。可在1967年的这个冬天，传统的年味儿被冲得稀薄。谁还有心思去琢磨小年夜要祭灶，除夕夜要吃什么？“春节”这个词，甚至都被一些激进的红卫兵视作“封建四旧”，要“革命化”。

但人心里的那点念想，是扑不灭的。

我想，总会有一个母亲，在昏暗的灯光下，悄悄地给孩子缝补过冬的棉衣，心里盘算着怎么用仅有的一点白面，在年三十晚上包一顿饺子。那饺子馅里，可能只有几片可怜的白菜帮子和一点点肥肉膘。但那份对“年”的期盼，对家人团圆的渴望，就像地火一样，在冰封的大地下奔腾。

1967年1月3日，农历丙午马年冬月廿三。

这是一个被宏大叙事包裹的日子，但它同样是由无数个体的吃喝拉撒、喜怒哀乐构成的。那天升起的太阳，和今天的太阳，是同一个。那天吹过的风，或许也夹带着一丝来自遥远故乡的炊烟味道。

我们现在查询一个日期，用手机，几秒钟的事。但当我们把这个日期放回它所属的时间坐标里，你会发现，它不是一个孤立的点，而是一张巨大的网。这张网上，有政治的风暴，有社会的变革，有理想的狂热，也有最朴素的人性微光。

所以，当下次有人再问起1967年1月3日农历是多少，你不仅可以告诉他答案是丙午马年冬月廿三，你还可以告诉他，在那一天，凛冬已至，风暴将临，一个旧的时代正在剧烈地摇晃，一个新的、充满未知和动荡的时代，正伴随着寒风，呼啸而来。而无数普通人，就在这历史的巨浪之下，努力地、坚韧地，过着他们寻常又不再寻常的一天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