总有人问我，你生日到底算哪天？是那个印在身份证上，冷冰冰的公历数字，还是那个每年都要翻着日历找，充满了仪式感的农历日子？每当这时，我都会有点恍惚。对我来说，那个公历的日子，1982年2月11日，更像是一个社会身份的编码，而真正能触动我心弦，把我拉回生命起点的，是那个藏在它背后的答案——农历壬戌狗年正月十八。

正月十八。

你听听这个日子，一个听起来就带着年味儿还没散尽的余温，又恰好躲开了正月十五元宵节那份鼎沸喧嚣的日子。它不是主角，不像大年初一那般万众瞩目，也不像十五的月亮那般背负着所有人的团圆期盼。它就那么安安静静地，跟在盛大的节日队伍后面，像是烟花散尽后，天空中最后一缕带着硫磺味的青烟，淡然，却有自己独特的味道。

我的整个童年，对这个日子的感知，都来自于母亲絮絮叨叨的描述。她说，生我的那天，雪刚停，东北老家的窗户上糊着厚厚的冰花，屋里烧着煤炉子，暖烘烘的。窗外是白茫茫的一片，世界干净得不像话。父亲揣着几个煮熟的热鸡蛋，一路小跑着去给亲戚们报喜。那个年代，没有微信，没有电话，人与人之间的连接，全靠两条腿和一颗滚烫的心。

1982年，一个什么样的年份？

它不像1978年那样，是历史课本里一个醒目的章节标题，大刀阔斧，开启一个时代。它也不像后来的90年代，充满了市场经济的躁动和下海的传说。1982年，像极了它在历史长河中的位置，承上启下，带着点旧时代的质朴，又笨拙地探出头，好奇地张望着一个崭新的、充满未知的未来。

那一年，人们的穿着还是蓝、灰、绿的天下，“的确良”衬衫已经算是时髦的单品。街上跑的汽车寥寥无几，二八大杠的自行车是出行的主角，清脆的铃声响彻大街小巷。人们的娱乐生活简单得可爱，一台黑白电视机就能成为全院子的焦点，人们搬着小板凳围坐在一起，为《霍元甲》里的情节同仇敌忾，或者跟着《新闻联播》的片头曲哼唱。

我，就降生在那样一个新旧交替、万物初生的喧嚣与寂静里。我的生辰密码，壬戌狗年，正月十八，似乎也冥冥中注定了我性格的底色。

壬戌年，五行属水，是大海水命。都说属狗的人忠诚，有点一根筋，甚至带着点天生的悲观主义。我得承认，某些时候，确实是这样。骨子里有种对认准的事情不撞南墙不回头的执拗，也有种对人对事过分投入的赤诚。这种性格在今天这个讲求灵活变通、及时止损的社会里，有时候会显得格格不入，甚至有点“傻”。可这“傻”，又何尝不是那个年代留在我身上的，最深刻的烙印？那个相信“承诺”二字重于千金的年代，那个把“情义”看得比什么都重要的年代。

而正月十八这个日子，更让我觉得玩味。它刚好在“破五”之后，也在“元宵”之后，意味着所有新年的禁忌和讲究都已过去，人们开始重新投入到一年的劳作和生计之中。这是一个收敛起节日的浮华，回归日常本真的日子。所以我的性格里，似乎也少了几分张扬和锐气，多了几分对平淡生活的安然处之。不前不后，不温不火，就像是那一天，天气回暖，冰雪初融，万物尚未完全复苏，却处处都蕴含着生机勃勃的力量。

以前，想要知道1982年2月11日农历是多少，是件麻烦事。得去翻那种厚厚的、纸张已经泛黄的《万年历》，一页一页地找，公历农历、节气干支，密密麻麻地排在一起，像天书。每一次翻找，都像是一场小小的寻根仪式。而现在，我们动动手指，三秒钟就能在网络上查到任何一个日子的前世今生，精准到那一天的星期、日出日落的时间。

方便是方便了，可那种郑重其事的感觉，却再也找不回来了。

当年，一个人的生辰八字，是需要被长辈郑重地写在红纸上，锁在抽屉里的，它关乎着一个人的命运和归属。如今，它变成了一行可以随时被检索的数据。我们知道的越来越多了，感受到的，却似乎越来越少了。

所以，当今天再次有人问我，“1982年2月11日农历是多少？”的时候，我不再仅仅是给出一个“壬戌年正月十八”的答案。我会告诉他，那一天，是一个时代的缩影，是一个家庭的欢欣，更是一个普通人生命故事的开端。它不仅仅是一个日期，它是一个坐标原点，一个独一无二的时间戳。

从那个坐标原点出发，我走过了几十年的光阴。世界天翻地覆，我也从一个襁褓中的婴儿，长成了今天这个为生活奔波、偶尔会在深夜里怀旧的中年人。但无论我走多远，这个日子，壬戌狗年正月十八，都像一根无形的线，牵引着我，提醒我从哪里来，提醒我骨子里的那份质朴和执拗。它就那么立在那儿，成了我生命叙事的开篇，一个永远不会褪色的注脚。